会议纪要 “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 学术工作坊

发布时间:2021-12-30 16:30:13 来源:亚博bet

  作为一种具有规范性的反思活动,哲学的探索始终关切视域的拓展、方法的创新与实践的检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既是朝向经典和传统的思想诠释,更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学术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将以何种姿态、何种范型面对时代的挑战、文化的责任,乃至学科的未来,是哲学学者的共同课题。

  近年以来,陈少明教授用一系列具有高度理论性的问题展开了“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典范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究。鉴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举办“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为主题召开专题工作坊,围绕陈少明教授所倡之方法及其可能的理论空间、议题展开跨学科的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探索和实践。

  2021年12月18日,“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学术工作坊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以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做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为中心,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主持,并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致辞。

  仰海峰教授指出,当今社会在“技术”与“社会结构”上都处于变动中,这为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推动着不同学科之间以及哲学内部的交流与碰撞。如何发展出符合传统而又适应当代的哲学,是当今的一个重要问题。

  张伟教授回顾并介绍了陈少明教授的数部著作,指出其研究前后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庄子研究、经典与解释等多个领域,始终致力于沟通时代与思想,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本次各位学者围绕“做中国哲学”进行的讨论,相信也能形成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成果。

  唐文明教授提出,陈少明教授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上有自身独特的思路,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板。而主办本次工作坊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一直都有密切联系,始终保持着学术的交流。相信本次工作坊也能沿续过去的势头,将“做中国哲学”的问题向纵深推进。

  郑开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北大清华和中大三校的中国哲学历史渊源颇深,近年来的合作交流又十分紧密。三校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各有特色,又有不少殊途同归的地方。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特别重视三个方面:第一是冯友兰以来通过哲学史研究哲学,第二是张岱年范畴史研究方法论,第三是比较会通的视野和方法。相信这次会议能够继往开来。无论是从历史还是近年来的学术发展看,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都有很深的渊源与联系。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三校既各有侧重与特色,又有很强的共通性,在哲学史研究、经典与解释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而本次的切磋琢磨也一定会形成很好的学术推进。

  会议由陈少明教授就“做中国哲学的思路、方案与实践”引言,与会学者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展开评论和回应。会上来自不同院校的不同哲学学术领域的学者都发表了对“做中国哲学”的思路与实践的意见,并激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会议主办方在征得与会学者同意的前提下,将会议期间各位与会学者的发言整理成会议纪要发布,以便让更多的学界同仁关注和参与关于“做中国哲学”的讨论。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首先对本次工作坊的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表示了感谢,继而对其研究进行了介绍。陈少明教授指出,“做中国哲学”并非他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可以展开的领域,是一股思想学术潮流。例如,近年来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重构和汉语哲学,都可以视为广义的“做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而之所以在“哲学”前冠以“中国”,则是力图在哲学创造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经验与精神。

  陈少明教授继而介绍了他本人在“做中国哲学”上的工作。首先,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倡导中国哲学研究对象的扩展,即不仅仅以概念为中心,而是扩大到经典中的经验性内容,如人物、事件以及各种物象。而在分析中尤其注重古典的生活经验,将之作为古与今、中与西的沟通桥梁。除此之外,“想象力”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抽象的方法论必须落实为具体案例,而这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其次,基于这种方法论形成了一些具体案例。这一方面包括对道德情感与经验的阐释,如羞耻、不惑;另一方面是将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提取出来进行阐述,以回应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如陌生伦理、难民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案例集中于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特点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还在于提出这些观点的方式是不以概念为中心的、独特的哲学方式。最后则是对“物的精神性”研究,如近期的对《兰亭序》的解读。这些工作仍然是试验性的,有不同的尝试,因而案例之间呈现出断断续续的特点。

  陈少明教授指出,自己理解的“哲学”并不是一套类似科学的理论知识,而是方法和活动,即解释经验现象的方法、探索意义的过程。“哲学”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其目的亦非从经验中不断推导进而形成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系统,而是通过对事物的不断探讨以了解其意义。与此相关,“抽象”与“具体”也被理解成相对的。毕加索曾创作过《牛的变形图》,第一张图是非常具体的、写实的牛,而后每一张图都是对前一张图的简化与抽象,到最后就成了一个长方形。抽象与具体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与此类似,哲学的“抽象”并非金字塔顶端的最高原理,而是一个网状结构。从其中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入手达到对生活的理解。当然,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个人的偏好,并非每个人都要接受。

  最后,陈少明教授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使用的“手法”。第一是“描述”,这类似于现象学的“面对事情本身”。它对应的不是概念,而是直观的描述。例如“庄周梦蝶”先是对梦境进行直观描述,继而才追问其中的意义。又如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类似”来描述游戏;第二是“溯源”,这既包括观念考古,也包括对原始经验、字义词义的追溯。例如庞朴先生对“无”的阐释。又如“亲”的本义是指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而后来则扩展至双亲、亲人。对此可进行伦理学起源的论述与探讨;最后是“拼接”。它不是比较哲学,亦非纯粹的复原,而是将不同的文化、派别进行组合,从而得出新的思考。例如将庄子与笛卡尔对“梦”的阐述放在一起进行新的阐释,对文化互释有很大的益处。

  主题引言结束后进入圆桌论坛环节,第一场由北京大学郑开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通往世界的中国哲学:路径与反思》。陈教授指出,原初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在“天下”的视域中发展的,中国哲学家由此始终有一种“大道在兹”的意识。惟其如此,后来佛教等外来文化传入,才都会被中国人当成“道”的一部分加以安顿。但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则似乎换了一个思路。它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选取材料进而塑造中国自身的哲学史。这导致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其次,“中国意识”的形成始终依赖于比较,始终同“他者意识”“时间意识”纠缠在一起;第三,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哲学”的“中国”意识基本处于价值低位。从这样的大背景看,陈少明教授“做中国哲学”的主张具备以下特点与意义:第一,突破了概念系统的限制,将视野拓展至经典中的生活经验;第二,注重生活经验的普遍性、可沟通性,让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当下得到兑现;第三,旧瓶装新酒,将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加以重新解释;第四,立足于中国传统智慧,应对现代性问题;第五,提出做有说服力的儒学、有说服力的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变成一种世界哲学。

  复旦大学哲学系孙向晨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在做中国哲学中“汉语哲学”的位置》。孙教授从三个方面评述了陈少明教授的研究:首先,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注疏之学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再到中国哲学创造的阶段性发展。陈少明教授的工作面向的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而是哲学的创造;其次,面对中国哲学的创造问题,陈少明教授的方法论是还原古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概念建构。这更符合中国传统经典的论说方式;第三,陈少明教授强调自己的研究并不以构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为目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孙教授认为做中国哲学仍然离不开一些形而上学的预设,而这些预设是需要澄清的。孙教授将“做中国哲学”翻译为“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他认为,“中国哲学”并不是指中国的哲学,而是以汉语呈现的哲学。因为哲学本身是去语境化的、追求普遍的学术形态。在此意义上,“汉语哲学”的提法有其优越性。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真理与方法问题》。唐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历史上有两次集中的讨论:一是中国哲学的初创期,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强调“历史”与“语言”两个维度。对此,梁启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方式忽视了传统哲学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一面。此外,冯友兰强调“旧瓶装新酒”,而陈寅恪则强调“新瓶装旧酒”,二者存在一定张力;第二个阶段可以概括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代表性成果是诠释学转向。但诠释学对经典的理解是历史化的,并认为哲学可以达到真理,这仍然以现代人文学科为基础。唐教授认为,这一思路反而会导致哲学的废黜和史学的碎片化。而比较重要的方式应当是通过传统的“教化”来关联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基于“教化”确认经典的权威性,这是超越历史的。历史是人与经典的互动过程,哲学是对经典永恒性的时代表达。经典背后的教化、文明关切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

  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回到中国哲学的实事本身:兼谈如何以现象学的方式做中国哲学》。朱教授从现象学的角度对陈少明教授的研究进行了评述。朱教授指出,如果说现象学的原则是“回到实事本身”,那么“做中国哲学”就是要求回到中国哲学的实事本身,二者有一定相似性。而“中国哲学的实事本身”可以有三个角度的理解:第一,(中国)经典世界中的生活经验;第二,古典生活经验中的思想观念;第三,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文本和文本中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结为一体。陈少明教授所要回到的“中国哲学的实事”,既非纯粹的观念对象如概念、命题,亦非单纯的经典文本,也不是单纯的生活世界,而是经典文本、生活经验、思想观念的三位一体。关于陈少明教授“回到中国哲学的实事本身”的方法,朱教授从三方面进行了概述:第一,悬置,即自觉避免“立场优先”等研究歧向;第二,描述,对“中国哲学的实事本身”进行描述,而非抽象的思辨推理;第三,解释,如陈少明教授近期对《兰亭序》的哲学化解释。总之,无论是原则还是方法,朱刚教授都认为陈少明教授的研究同现象学有一定契合之处。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哲学与加减法》。陈建洪指出,在霍布斯的观点中,推理就是计算,就是概念的加减。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现代哲学观点。做中国哲学也涉及到加减什么和怎么加减的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陈少明教授“做中国哲学”的主张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怎么“说中国”,二是怎么“做哲学”。首先,从“说中国”来讲,许多学者如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曾提出中国没有哲学。其实,如果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并不一定非要争辩中国有哲学,在思想上也不必为此觉得低人一等。陈少明老师强调了中国思想有其自身的地位与意义,并非西方哲学的附庸,也检讨了一个哲学史写作的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研究都在用西方的理念与方法剪裁中国的材料。就此而言,陈少明教授提出根植于中国生活经验的哲学创造的主张具有很大意义。其次,“做哲学”涉及对哲学本身的理解。陈少明教授的许多提法对我们在中国做哲学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重视日常的生活经验,而非以概念为中心;第二,重视故事的情节与情境;第三,重视经典的当代解释,沟通古典与当代;第四,重视清晰的语言表达。最后,陈建洪提出了“做中国哲学”的两个问题,一是除了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外,“中国哲学”是否也一直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思考方式?二是中国传统经典常常以注疏形式展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体系建构方式,这种注疏方式的普遍性如何确立?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陈教授指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产生于近代开启的文明转型中,但百余年来一直未能形成对中国人当下生活的有效的解释方式。而“做中国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从此出发,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陈少明教授的研究:第一,“做中国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方法。这是对“很中国而不哲学”以及“很哲学而不中国”的双重克服。前者是过度历史化,后者是过度西方化。“做中国哲学”一方面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另一方面则在哲学创造中突出中国特色;第二,“生活经验”是沟通古今的中介。不同于以概念、命题为中心,陈少明教授主张哲学创造应当回归经典中的生活经验。这虽然属于古典中国,但并不排斥当下中国与西方,因为经验中总蕴含着一定的普遍性;第三,“做中国哲学”是开放的。“哲学”本身并没有地方性,是普遍的。而之所以讲“做中国哲学”而非“做哲学”,原因在于哲学本身的汉语表达,以及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总之,“做中国哲学”的要旨就在于面向现实问题,将经典理解为古典的生活经验,以此构建既中国又哲学的体系。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永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庄子哲学的几种做法》。张教授指出,陈少明教授对《庄子》中许多问题的分析是“做中国哲学”的具体案例。过往《庄子》研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文献、训诂;二是思想、哲学。第一种方式重视文献的版本源流、文字的考订训诂,其长处在于对一些文本的基础问题有所考辩。清代的子学著作大多采取这种方法;在第二种方式中,思想史注重发掘庄子本人或《庄子》的思想,最终目的则在于揭示庄子自身的思想脉络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类似于“我注六经”;而哲学则更近于“六经注我”,即借庄子的思想或语词来另立新说,典型的例子是王夫之的《庄子通》。就其关系而言,第一种方式是第二种方式的基础,而哲学的研究又必须以文献、训诂和前人思想为基础。陈少明教授的“做中国哲学”和《庄子》研究应当处于二者之间。例如,《梦觉之间》将论域拓展到梦境、死亡的讨论,接近于对庄子引而未发的思想的揭示。这是以思想史为基础进行哲学创造。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经义新诠与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吴教授指出,“做中国哲学”一方面涉及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这集中体现在经典世界中,其源头则是三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涉及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也就是哲学创造的现实性。关于这二者的关系,吴教授认为更多的是差异,而非融通。以“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而言,陈少明教授可能更近于后者。那么,“做中国哲学”直接面对的就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只不过解决的方式是一个更中国化的方式。但这样以来的问题是,哲学具有普遍性,为什么我们要做“中国”哲学?吴教授认为,这里的原因并非民族意义上的“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做西方的附庸。更重要的是,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与难题,西方的方式可能已无法提供解决的方案,故而我们有必要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这才是一个更加现实性的原因。在“做中国哲学”时,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古与今、中与西的差异。因为差异往往能刺激我们更好地那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日常经验的回归与“做中国哲学”》。陈教授指出,陈少明教授的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兼顾“哲学性”与“中国性”,即用普遍的哲学方法来表达具备中国风土性的生活经验。这样一种哲学创造的关键,在于会通、互释古典的与当下的两种生活经验。“哲学”与“经验”是少明老师哲学工作的两个关键词。首先,从“哲学”来说,笛卡尔以来的理论哲学重在哲学的对象,即万物共有的存在本质,其弊端在于脱离经验、外在于生活。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则更侧重哲学的活动性。少明教授所致力于的,是对哲学的活动性的恢复。作为一种理智活动的哲学,在于探寻生活的意义;其次,从“经验”来说,概念本质上都是通往经验的引得或索引,理论则是整理经验的方式,一旦经验离场,那么概念与理论便失去活力。陈少明教授重视的并非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或者神秘的超越性体验,而是面向一切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因而与同现代人的声息相通。在学术的专业性、技术性、体制化不断越强,距离生活越来越远。面对这一处境,少明教授以自己的哲学创作给出了典范性的回应。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新题、新证、新思与“做中国哲学”》。朱承教授指出,近十几年出现了一系列本土哲学的创新书写,相关主题包括“生生”“王道”“家国”等等。陈少明教授的“做中国哲学”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对时代与现实的理论回应。“做中国哲学”既是方法典范,也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其特点有三:第一,找出新题目。陈少明教授善于从司空见惯的题目中发掘新意。典型的案例为对“气”“羞耻”“忧”以及近期的《兰亭序》的解释,此外,还有从思想配角的角度对“杨朱”的哲学史意义展开的分析、从“说服力”的角度对儒家的价值问题进行的理解等等;第二,做出新证。陈少明教授在材料上未拘泥于思想性材料,而是扩展到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在方法上则兼容并蓄,广泛吸取现象学、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套路化;第三,得出新思。例如,陈少明教授从克服生命的阻力角度对庄子“庖丁解牛”的分析,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三个方面的“新”集中展现了“做中国哲学”的坚实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在“之间”做中国哲学》。张教授指出,陈少明教授的一系列论著都以“之间”为题,如《梦觉之间》《仁义之间》《思史之间》《情理之间》。“之间”意味着敞开一定间距。这既包括思想空间的打开,也包括观念空间、意义空间的打开。陈少明教授很多工作都以此为基础。通过“间距”,我们便可以进行“照镜子”,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展开沟通、阐发的工作。同时,“之间”也是一种关节。如果说庄子“庖丁解牛”的对象是“关节”之间,那么“做中国哲学”便是去解思想的关节。张教授将此概括为四点:第一,汉宋与现代之间。“做中国哲学”是以古今之变为大背景的,涉及思想与时代的关系;第二,儒、道与后经学之间。“后经学时代”是陈少明教授提出的概念,指的便是西学时代,而儒、道则是中学。处理中西问题,关键在于找到新的论题,继而以中国的方式论述;第三,经典与世界之间。回溯经典,思考经典产生意义的空间,进而连接经典观念与生活世界;第四,常识与哲学之间。哲学强调论证的清晰性,强调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应当同常识保持一种高于常识而又不离常识的状态。

  厦门大学哲学系张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精神世界中的哲学操作》。张教授认为,求索“有思想的哲学”是陈少明教授“做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初心和目标。在这一方法论的探索过程中,《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具有标志意义。它集中展现了“做中国哲学”的三个特质:经典的经验化、经验的生活化、生活的哲学化。张教授认为,经典、经验、生活和哲学,是所有“有思想的哲学”都要兼顾的四个要素。所谓“思想”,应当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哲学”本身。在此意义上,“做中国哲学”的“做”必然是一个充满活性的心智活动。张教授继而区分了哲学的两种“做”法:一种是法国思想家阿多式的,它致力于使哲学事业的性质和功能重回其古代的原初涵义中去,重新成为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发挥重铸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另一种是维特根斯坦式的,旨在运用哲学概念,对思想加以论证与清晰化,但对“精神世界”内部的问题采取悬置态度,将之留给体验。张教授认为,两个“做”法之间,存在着不能自动弥合的裂隙,需要一个世俗化的功夫论学说来填充。“做中国哲学”在具体操作上,虽然往往强烈表现出维特根斯坦式“做法”倾向,从而有可能落入他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不可穿越性”困难之中,但这也并非“做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必然命运。因此,在未来的试验性研究中,“做中国哲学”方法论需要找到它的明确定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由“经验”之中国到“实在”之中国——陈少明老师“做中国哲学”对我的启发》。“做中国哲学”植根于整个中西方哲学传统。它既有分析哲学影响,也有现象学方法的运用。从中国哲学传统来讲,“做中国哲学”又和三个古典哲学的元素既相关又有区别。一个是孔子的下学上达,区别在于,它并不指向天道天命;另一个是宋儒(朱子)的格物致知,区别在于,它并不期待豁然贯通。第三个是清儒的“即器言道”,区别在于,它并不预设任何“道”,而是代之以一个网状的意义世界。 “做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经验品格。经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生活经验、文化经验、思想经验。文化经验又可以细分为道德—伦理经验、情感—认知经验、政治—历史经验。文化经验既属于特定文化,又能超越特定文化而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有效性。“做中国哲学”既向经验世界开放,也向实在领域开放。向经验世界开放,意味着揭示经典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价值;向实在领域开放,意味着在参与中推进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创造。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经验本身就包含了世界, “让世界内在于中国”的文化经验,将成为中国人创造其意义世界的资源。

  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溯源及自觉》。高老师指出,晚明以来,学者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学术和西方相比存在一个问题,即论理学的法则讲得比较少。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都强调用逻辑分析、实证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史,摆脱形式上的无系统性。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而90年代以后文化自觉变成学术的自觉,新世纪则是哲学的自觉,包括陈老师在内的学界很多学者都在方法上进行哲学的创新。高老师接着讨论了回到原初的生活经验的问题,指出陈老师的相关研究揭示出真正的哲学必须立足于生活经验,既包括当下的生活经验,也包括古人的生活经验。文化的传承、哲学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就是生活经验的传统。高老师提到杜威对于经验的界定,反对反映论、认识论的经验论,认为经验是参与和应对生活,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与想象力不能严格分开;在这个意义上陈老师与杜威有相似之处。而陈老师讨论的不可说的问题也让高老师想到冯友兰的“负的方法”,不管是冯友兰的讨论还是陈老师所论的直觉、“观”的问题都值得学习。高老师最后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所论的经验是一种“下学”的问题,而这到底需不需要“上达”?对经验的把握是一种家族相似性,还是会“上达”发展出一种普遍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程乐松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重访、拼图与激生:做中国哲学的“手筋”》。“手筋”一词原是围棋的术语,是指在关键的技术处理上的高超技巧和手法,直意就是“灵感之下的妙手”。陈少明教授做了一系列“做中国哲学“的尝试,主题覆盖十分广泛,而是保持着内在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一种重访的态势面对文本和思想事件,重访在这里不是简单的再解读或者再阅读,而是要换一个视角理解文本和事件的情境性、经验的激生性,以及在历史时间中人的经验层累。始终让事与物中的人处于隐匿性的主导地位。此外,陈少明教授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拘泥于经验的文化传统,而是基于经验性世界的共通性选取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议题进行线索性勾连,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拼图。重访经典、思想拼图,一起激生了独特的哲学反思的景观。呈现为一系列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成果,也指出了很多原本隐匿或晦暗的思想空间,大大地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理论视域,也提升了中国哲学实践的活力。对于陈少明教授而言,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并不在于被中国定义的哲学性,而是中国经验激生的哲学反思空间和表达形态。之所以要用”手筋“而不是方法来作为讨论的主题,是因为陈少明教授的系列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不一定必然被呈现为某些具体且高度规范化的具体方法,而是一些独特的视角、高超的技巧和勾连问题的灵感。这就类似庄子天道篇中所见的轮扁所说的”可传而不可受“的经验与体悟,如果我们尝试从这些专题研究中提出直接可用的方法,是比较困难的。从直接经验出发的描述性、基于同一个思想关切展开的理论拼图,不断展开文化经验中的哲学意蕴抽绎,这些似乎都是直接的方法,但却完全不能技艺化。这既不是文本注释,也不是文献考证,更不是概念分析,而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下的思想操练。陈老师的研究给我们提示了中国哲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即自身文化经验与形式化概念处理之间的恒久张力。实际上,任何哲学研究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恒久的张力:经验的持续描述和刻画所带来的丰富性,是否会被一种形式化和高度规范性的框架破坏。如何在经验的具体性与概念的形式化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保留其具体性,就会牺牲由形式化规范保证的经验分析的可应用性。陈老师的许多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提示,但后来者往往很难模仿,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要对描述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就不得不面对概念范畴对经验的“筛子”式的功能,经验的当下性会被概念性的建构消磨掉。孙向晨教授刚才强调哲学在根子上是去语境、去当下的,这种形式化和规范性实际上保证了哲学一开始就要保持与经验的疏离、拒绝模糊性,但哲学展开建构之后又会陷入一种不断追求形式化和技术性的陷阱,越来越远离经验本身,成为一种为经验立法,而非从经验出发的技术操作,其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从直接经验出发的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匮乏的症状。如果抵抗技术性,又回到经验的丰富和模糊,而具体经验是没有办法形式化的。然而,拒斥形式化的结果则是哲学思考转向某种经验中的观念分析。就此,陈老师强调想象力的重要,尝试用反复的思想实验去映照另一种方式的存在,以此说明哲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以经验为出发点突破当下的具体经验,二是突破哲学与思想之间的区隔。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孟庆楠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通变与同情:对“做中国哲学”的一点思考》。孟老师发言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通变”。孟老师说,陈老师书中与上午老师们的发言都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历史的研究始终伴随着对当下、乃至于未来的关注与思考。司马迁自道自己的工作,是要通古今之变,由古而知今。通变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完成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考之行事,但最重要的还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种对理的把握才是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孔子回答子张问十世可知时,也有着类似的自觉。孔子要从三代之间的因循与损益去寻找通达古今乃至于未来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学术中的史学是承载着道的。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录学所体现的古代学术谱系中,史学是从六艺之学或经学中分离出来的,史学原本与经学一样都承载着对生活世界的最根本道理的认识。今天,我们所做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为了去把握帮助我们通达古今的道理。当然,这里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在于,帮助我们通达古今的道理是形而上学的,还是非形而上学的?是体系化的,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而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的哲学或思想传统是否为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提供了特殊的理解或理解的视角、思路。孟老师发言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同情”。“同情”指向一种“真了解”,即要求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处于同一境界,正是要进入经验的世界。这一讲法提示我们,对于古代哲学义理的把握不能离开经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陈老师从经典世界的人、事、物出发,在真实的经验的场景中探讨哲学义理的工作是极富启发的。孟老师向陈老师请教的问题与陈赟老师的问题类似,当我们以网状的方式而非金字塔式的结构去理解生活世界的时候,这种网络本身有没有结构,或者说关键性的节点?

  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物的精神向度——从陈少明老师“物”的研究说起》。刘老师说,物、物的意义建构一直是近年来陈老师特别关切的问题。陈老师所关注的物有一共同特点,即具有丰富的精神属性。这些物中可以摘取两个关键词,即人格和历史:具有丰富的精神属性之物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而物所承载的人格性和物的历史感标记了“这一个”物。刘老师指出,陈老师之所以特别讨论艺术品、纪念品、文物等物,一是意图揭示其与商品等具有实际功能效用的商品的区别;二是对于这些物的关注包含对于物自身的关切,而商品关注的是人的感觉;三是,艺术品与人是共在和保存的关系,而商品是在被消耗和替代中的。刘老师认为,陈老师是要通过具有丰富精神属性的物,打开更具有精神性的生存场域,这是陈老师在思想上的目标。今天的物品是极度丰富的,人们在使用和消耗中寻求新鲜感和刺激,物的泛滥同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人无事可做。由此,关注物本身就是回到当下、基于当下思考值得追求的生活的方式。因此,物的思想意义是需要被充分思考的,物的问题可以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鑫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问题与方法:做中国哲学》。王老师指出,自己在系统阅读陈老师论著的过程中发现,对于陈老师来说,“做中国哲学”本身是一套系统的思考和实践中国哲学可以如何研究的整全方案,而“方法”是理解这一方案的一条关键性线索。在陈老师看来,导致一种论述或者观点成为哲学的条件,不是它思考了什么,而是它如何思考。换言之,思想的方式方法才是哲学的存在基础。这就以方法重新界定了哲学。王老师的疑问是,是否存在以问题来界定哲学的可能?陈老师以方法界定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是,如果以问题来界定哲学,就会发现问题是复数的,复数的问题也可以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复数的问题本身是否就意味着问题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还是其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关系?也即,是否存在着一种根源性的问题,由这个根源性的问题,统摄或统贯所有的问题?问题的复数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只是根源性的问题在不同层面或不同方面的表现而已。与之相关,如果说承认有这样的一种根源性问题存在的话,那么与之相呼应的或许是我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经验和思想经验中经常可以体会到的一种古典哲人对世界试图进行一种整全性的理解或把握的倾向。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精神经验是追求贯通的、整全的整体,那么从人的行动上来讲,它势必涉及到由知到行的整体,如果哲学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活动,它如何落实在生活方式上,是否足够为现实生活的开展确立价值基础、为现代生活立法?

  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展安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情境呈现与当代激活——“做中国哲学”的旨归与启示》。周老师指出,陈老师提出的“做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即对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多层次的情境化、立体性的深入探讨。周老师认为,这种探讨在形而上学化的哲学之外提出了中国人之生命史、精神史这一新的课题,指向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富有生存感的呈现。其目的在于激发古典之活力,在普遍性的视野中将古典与当代相贯通,展现一个有深度的同时又是“活的中国”。接下来周老师具体说明了何以说“做中国哲学”是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呈现。第一,个别的人、事、物所呈现的精神史和生命史;第二,整个经典世界呈现的精神史和生命史;第三,中国古人整体生活的精神维度和哲学性。最后,周老师还特别从古今一体的角度分析了“做中国哲学”中的“中国”这个关键词的内涵,提出在“中国当前思想关切”的大格局中把握“做中国哲学”的问题,并根据陈老师的徐复观研究分析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之间、道理义理和情理事理之间如何沟通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助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做中国哲学”的领域与路径略探》。郑老师说,陈老师的研究、对精神世界的开拓,常常让自己耳目一新,而自己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常常可以引用陈老师的方法论作为辩护。郑老师指出,陈老师开创的对经典世界的人、事、物的研究范式是对中国哲学史通行研究范式的重要补充,中国哲学史学科自建设以来,一直重视概念與范畴的界定和理论的推演。陈老师曾说,在现代西方,先有哲学然后有哲学史,但在现代中国却是先有哲学史然后有哲学。这导致某种先天的不足。陈老师提议开创新的论域,尝试对经典世界进行不以范畴为中心的探索,作为教科书思路的重要补充。同时,陈老师深谙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等,因此能够自信、成规模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郑老师指出,陈老师的研究方式具有跨学科的价值,如果对比法国哲学对于其它人文学科的影响力,中国哲学对中国其他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还不足,陈老师的方法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期待其跨学科影响的逐步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正副编审的发言题目是《“做”“作”之别及其哲学趋向》。王老师首先说,陈老师讨论经典世界时的几个比喻很有趣,例如活化石、矿藏、拟真的历史生活图景等。是真的同时又是拟真的,这体现出当下中国哲学的特性。陈老师认为自己的做法具有边缘性,而王老师认为这恰恰意味着活力性。王老师发言的题目中“做”与“作”的区别是编辑工作中必须留意的。“做”与“作”在古代可能差别不大,但在今天其差异是很有趣的。“做”针对具体的对象,有很强的过程性,也隐含着职业性、专业性、关系性。“作”在现代汉语中更多是抽象的含义,动作性弱,更多作为书面语、古代成语。在“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等词中,“作”有一种转化、当作、以为是、不那么真实的含义。陈老师所论的“做中国哲学”是“做”字,这就把哲学史研究变活了、变得生动了。陈老师研究的关键意义在于,过去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名词概念,但“做中国哲学”,就能凸显中国哲学关于身体、姿势、操作等的理解,这些是过去并不重视的。另外,“做”与“作”其实是相通的,具体与抽象之间不是完全割裂隔绝的。陈老师对经验、具体的重视,同形而上的东西是否完全割裂,这是可以考虑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雷思温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经验与概念:面向中国思想的事情本身》。雷老师说,中国哲学在当代的阐发,很难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语境;这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包含对于西方哲学的取舍和消化。陈老师论著中讨论的反本质主义等问题,就与他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解有关系。而陈老师所注重的经验,同胡塞尔讲的经验不一样的,作为被笛卡尔普遍怀疑的对象的经验,恰恰是陈老师要重新拯救出来的。也就是说,陈老师对西学的运用,已经包含了对西学的深刻思考。雷老师自己在阅读陈老师论著的过程中产生的三点疑惑是,第一,对日常经验的描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描述势必要借助形式性的东西,而经验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在反思的时候就停住了。要保住“哲学”两个字,就不能彻底取消经验的反思性,而反思又会产生疏离感。日常经验因其日常性就更加艰难,因为日常性预设了非反思性的结构。这种状况如何避免?第二,在道器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寻找对经验的无前提的描述?由于解释学循环的存在,雷老师个人认为不可能做到无条件、无前提。第三,经验是不断生发的,过去的经验会变得不那么日常,由此如何理解历史的连续性、老经验和新经验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风景》。孟老师指出,“做中国哲学”、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已然凝聚为中国哲学研究中共性化的问题意识。维特根斯坦和韦伯对陈老师的影响,一是本质主义的哲学路径得到质疑,二是哲学的出发点由理论转向了生活,三是基于价值参照的理想型与“语言游戏”一样都揭示着某种认识的可能性、而非规范性。因此,陈老师在研究中既要避免其他学科对哲学研究的坚硬影响,也要反思哲学与哲学史研究中的固化与“成心”。摆脱定式与固化,意味着在经典世界中自在游观: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器,随着学术视角的不断变换,在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的多重“理想型”,被淋漓尽致地豁显出来。孟老师也提出了对于陈老师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期待:第一,如何把握中国人独具特色的、根基性的思想单元?第二,“观”是自由开拓的,但这并不意味放弃了整体性的统系,我们可以不断期待这位游观者所构建的、“做中国哲学”更恢宏完整的思想殿堂。

  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事与具体的形上学》。赵老师指出,无论是年初老师们围绕丁耘教授《道体学引论》的讨论,还是年末的这次工作坊,背后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即形而上学。自己的体会是,做的哲学是有趣还是无趣的,这本身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是无趣的,表现出的是脱离经验、脱离事件导致的问题。赵老师认为,陈老师所描述的具体的事有一种贯通性,贯穿着陈老师所有的思考。刹那的事是最为具体的,构成了“本真”,没有了事就脱离了“本真”,事的存在就导致我们需要讲哲学。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成为事件,能够成为事件,背后就有了形而上学的背景。而面对这样的事件,是停留在事件中,还是进行分析?分析本身就构成了形上学,这正是“即事显理”的结构。换言之,事件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可能;事件是特殊的、地方性的,但事件化的能力就是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不主张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前提,也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赵老师也提到自己近来的困惑是“即事显理”能不能彰显出普遍的永恒的理,或者说这还有没有必要。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老师的发言题目是《编织物的精神图景》。徐老师说,在“做中国哲学”这个大问题下,陈老师的工作可以用“人”“事”“物”来概括,“人”是庄子这个人物,“事”是指对儒家伦理和道德情感的再思考,“物”则是指作为精神现象之物这个问题。徐老师梳理了陈老师对物的关注的文本线索,近十篇文章构成了陈老师整个关于物的精神图景的体系。陈老师的重要观点包括对器的分析、从用具到礼器、由心物关系引申出精神意义、精神化的过程、对物的分类等等,并引生出一种道器形而上学。在此基础上,徐老师指出陈老师关于物的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可以用“编织物的精神图景”来概括。这区分于两种哲学方式,一是宋学式的通过语义来构思义理,力图作宏大的思想建构;二是掘井式的,挖掘思想的源头,把形上学的观念解构掉。陈老师的方式区别于这两种,其重要概念是拼图。这并非是要编织出预制的图景,而是一种旅程式的东西。编织不是还原,而是重新的编织;编织是有节点的,会开启新的思考点,不同思想要素会展开出不同的思想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龙涌霖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从“言说系统”看经典解释学的发展》。龙老师说,言说系统或言说方式是文本思想内涵之外的表达形态、文学体裁等,即内容之外的形式性的东西,例如《论语》之师生对话,《大学》之纲领,《中庸》之玄言。陈老师“言说方式”的提法与他对“经典世界”的关注密切相关。这对理解经典解释的演变机制,乃至对中国哲学的开拓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龙老师具体以《大学》的诠释为例,指出程朱在重新解释文本之前,还有一系列言说系统的重新塑造工作,由此才为理学化解释打开了空间。言说方式的更新使经典的新生得以可能。陈老师的中国哲学创作也富于言说方式的自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富有生命力的前景。由此龙老师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不妨可以有“新瓶装新酒”的道路,但保留并提纯了传统的味道和神韵,即既在思想内容上日新日成,相应地也需要发展出符合时代的新的说理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老师的发言题目是《经验、论证与文明传统的新生》。宫老师关注的问题是陈老师“做中国哲学”方法论背后的文明意义。在他看来,陈老师“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最重要的有两柄钥匙,经验和论证;经验保证“中国”,论证体现“哲学”。就经验来说,相较于概念范畴,具体情景的经验更符合我们的哲学传统;“经典世界”构成了中国人文化经验的源头;经验可以在古今中西之间共享和沟通融合。就论证来说,重焕经典世界的思想力量,沟通古今中西经验的工作,需要哲学论证来完成。换言之,“做中国哲学”两柄钥匙,“经验”上溯中国文明的经典,又通往当下;“论证”则是保证其哲学品格并且使古今得以沟通的方法。由此,这种“做中国哲学”的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用哲学思考来激活并拓展经典世界的思想力量,乃至用做哲学来延续和重焕文明传统的生机。

  在综合讨论与回应环节,张志强、干春松、吴重庆、王颂、王博五位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陈少明老师对全天的讨论做了简短的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强研究员在引言中指出,陈老师的“做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新道路的意义从“做中国哲学”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到:“做”,打开了哲学的可能性。“做哲学”的“做”,不同于过去研究哲学时历史的、现象学的、分析的方式,本身是一种解放。“做哲学”的意义就是实践哲学,让哲学成为一个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国度、任何传统里面都可以实践的跟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这特别是相对于希腊哲学传统的一种解放。张老师指出,“做中国哲学”之所以可能,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从现象学的方法产生出来的,而分析哲学的背景与现象学的结合,带来了陈老师“做哲学”的特性。陈老师的思想中有描述、有解释、有经典、有文本,其中“解释”是海德格尔所讲的本体解释学意义上的,此在面对世界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一种意义生成的机制、主体创造的机制。对于中国人来说,此在是在此,此既是空间的方位也是时间的方位。通过做中国人而在世,通过做中国人而在世界当中,也通过成为一个当下的中国人而在历史当中。中国传统中古今天人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加上了中西的维度,是要在古今天人中西之间创造出更广大更饱满的主体。因此,做中国哲学就是做哲学,在中国做哲学就是做中国哲学。总之,陈老师研究方式的创造性就在于从西方哲学传统中实现思想解放,让我们找到在各自的文化传统里做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干春松教授在发言中说,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以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是一个很强的哲学史传统,当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时,这样一个强传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依循相应的路径、选取相应的材料。但如果反过来,一个人在没有读过张岱年先生等人论著的前提下去读《张载集》,会如何看待与思考张载呢?干老师还言及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实验”:在研究陆九渊的“本心”概念时,他试着从宋明理学既成的研究范式之外思考这一概念究竟有何意图。他发现,宋代的知识分子在考虑收税、记账等问题时,也常常自然地将其与“本心”联系起来,而这在上述哲学史的传统里可能是不重要的。干老师据此提出,如果回到生活世界本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经验?陈老师向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比陈老师本身做了什么更加重要。我们不必都模仿陈老师,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找到自己的视角与方法。

  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在发言中说,陈老师的“做中国哲学”是试图把古今中外的经验与经典熔于一炉,展示出在学科化的中国哲学史框架之外“做中国哲学”的可能。吴老师谈论了自己对陈老师“做中国哲学”的理解,包括对人、事、物的强调,对“体知能力”的强调,对如何不以“认知”害“体知”的思考,对描述经验的重视。吴老师指出,把具体的事物放到天下万物的背景下,这是“做中国哲学”要考虑的问题。吴老师特别提出,期待陈老师在“描述”之后如何处理好“认知”“体知”的关系问题上,在人、事、物、境的问题上更加浓墨重彩地下力气。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颂教授在发言中说,陈老师的研究对自己最重要的两点启发,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反思,二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回溯与生发,指向未来也指向当下和现实。前者是对胡适、冯友兰等研究传统的反思,特别是思考“格义”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后者则是陈老师对重要思想史人物诸如王夫之、章太炎的研究。王老师认为,物的精神性是陈老师重要的哲学贡献;而陈老师对物的哲学性的阐释,内在脉络是对王夫之等人思想的发展。陈老师多次强调区分道器和理气,“器”是要强调物的具体性、个别性、经验性,这不是彻底否定哲学运思所运用的抽象性法则,而是始终保持反思,对抽象造成的空洞化保持警惕。王老师也提出,陈老师对艺术品的分析,是不是存在着一种“能”“所”视角的转换,这是不是也可以视作一种“哥白尼革命”。另外,陈老师的“做中国哲学”也面对和回应着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经验之间张力、矛盾的问题。总体而言,陈老师的研究既有对西方资源的化用,又不失中国底色;既有哲学味道,又不限于教条僵化的形式。王老师化用刘知几之言,认为陈老师的研究兼具胆识、气度、才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博教授在发言中首先说,陈老师的“做中国哲学”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在对前辈中国哲学学者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总有不满足、不满意,总感到中国哲学应该有另外一副样子、几副样子。因此,王老师自己时常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是不是失去了承接传统的能力、有没有跟生活世界互动的能力、有没有跟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哲学家发出的声音让人总觉得还不过瘾,是何原因?王老师认为,其一,我们困在了“哲学”之中,我们对哲学的定义,是由某个哲学家或体系规定的,以至于我们觉得哲学只有一种做法。其二,我们困在了“经典”之中,遗忘了经典和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仅仅将其当作固定的、僵化的、神圣的东西。陈老师的工作正是针对这两点,试图用经验来激活经典,用碎片、实验来消解体系性的东西。陈老师的工作也代表着一种趋势,中国哲学的从业者应当思考,如何拓展哲学的内涵、如何拓展中国的内涵。王老师强调,哲学既是做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所有人说,所有人听,这样“做中国哲学”的路才会越来越宽,这也符合陈老师的研究旨趣。

  本次工作坊的引言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最后做了简短的回应,指出在一天的时间里所获甚多,自己会把记录的所有问题认真地思考消化。陈老师说,自己过去的工作是实验性的,今天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不变也会再次陈述自己的理由。将在未来择机进行更加细致和具体的回应,以便展开进一步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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