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萍:《西游记》的译介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带来哪些启示?

发布时间:2021-12-30 16:29:48 来源:亚博bet

  中新社广州12月17日电 百余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域外广泛传播。《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如何发展?有何特色?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和借鉴?《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作者、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杜萍副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中新社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发展情况,有哪些代表性译本,各有何特色?

  杜萍:《西游记》来源于玄奘赴印度取经的真实历史,故事本就离不开世界文化传播交流的范畴,带有跨文明、跨文化的特点。在《西游记》成书前,玄奘取经的故事早已传至海外。《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比东方大概晚了一百年,从传播路径和特点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2019年11月,北京,参观者在“即心即佛——姜雪雁佛菩萨圣像画展”上参观《玄奘负笈取经图》。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第一阶段是早期译文,可追溯到1895年。主要以片段译文形式出现,翻译主体是一些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

  第二阶段是英译单行本阶段,主要是百回节译本或选译本。有三部译作较出名,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译本《猴》(Monkey)在当时西方流传最广。遗憾的是,其对原著作了大幅删减,只有三十回。这与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及翻译目的有关,韦利追求可读性高于准确性和艺术性,导致原作部分文化意象在翻译中失落。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西游记》的译介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美籍华裔翻译家余国藩和西方翻译家詹纳尔的两个全译本,二者各有特色。余国藩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名著介绍出去,多用“异化”的翻译手段,较尊重原著,对原著中的文化意象作了较多注释,即“深度翻译”。其优点是受众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缺点则是读者阅读不停被打断,缺乏流畅性。詹纳尔则更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作流畅性,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段,一些文化意象如不好传递或不符合西方受众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在翻译时就被省略或转译了。

  《西游记》的学术研究与译介相伴相随。早期主要是一些介绍性文章和书评。其后研究内容和形式趋于丰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译本出现,对《西游记》研究更系统,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视角更独特,方法更多元。

  中新社记者:请举例说明,《西游记》里中国传统女性、神魔等形象在翻译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何变异?如何看待这种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误读或变异?

  杜萍:在跨文化传播中,原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初是语言层面,其次是文化层面,因为东西方文化模子不同。

  比如,韦利在译本《猴》中对女性形象作了很多不同处理,这跟作者的翻译目的有很大关系。韦利翻译时正处于二战期间的伦敦,英国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人们期待出现英雄人物拯救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丝精神慰藉。韦利是和平爱好者,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正契合了当时英国民众的精神需求。韦利翻译《西游记》的初衷,就是要把“猴”这个形象带给英国。为突出这一形象,《西游记》一百回,他只选译了三十回。《西游记》中很多女性形象非常精彩,“九九八十一难”中很多“难”都是女妖造成的,但为突出孙悟空的英雄形象,韦利只选译男妖为主角的三“难”,因为只有这三“难”中,孙悟空几乎都是靠独立战斗获得胜利。因此女性形象在韦利译本中其实没怎么呈现或只是配角。

  ▲2006年10月,京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美国纽约上演。图为剧中女妖白骨精形象。中新社记者 龚文谟 摄

  由于翻译目的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对外传播产生变异是必然的,因为翻译本就是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受多种因素影响。比较文学现在多关注变异,注重译本和原著的不同,因为这反映出一些深层文化历史的内容。

  杜萍:《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异域旅行,随着媒介和语境变迁,以不同面貌呈现。从小说译本到儿童文学,从印刷文本到电影文本,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中,儿童文学改编几乎与《西游记》译介同时发生。这种改编,从翻译的角度叫re-writing,是一种跨度和变异程度更大的翻译形式。《西游记》大量译本都以儿童文学形式出现,如《美猴王》《石猴》等。主要是因为孙悟空的“人性”表现为“童心童性”,契合儿童心理需求。

  其次是影视改编。随着媒介技术和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西游记》从文本译介发展到影视改编。文本形式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影视改编这种非文本形式无疑扩大了受众群体。影视改编跨度非常大,一些影视作品只保留了原著里的符号形象,而故事则已面目全非。

  ▲2017年4月,河南济源,演员扮演成唐僧师徒演绎《西游记》经典故事场景向86版《西游记》致敬。中新社发 王中举 摄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西游记》的译介发展,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和借鉴?

  杜萍:一个民族的文学既是该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排头兵肯定是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尤为重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藏,也是世界的财富。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正发生激烈碰撞和交融。对任何一种文学,都应有包容开放的心胸和敢于直面“他者”的眼光和勇气。如此,在异域视野下,我们才能进行“镜像式”反观和反思,倾听不同声音,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从而真正实现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平等对话,进而互为镜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随着国际交流进一步深化和中国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也在提升。此背景下,近十年来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杜萍: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不能“一厢情愿”,不仅要有自己的态度和办法,还必须得到对方的接受和认可。否则“走出去”就成了空谈。中国古典文学要真正“走出去”,最重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了解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二是翻译,翻译目的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态度,包括对译文的处理等细节。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难度更大。

  ▲《西游记》德文版书影。该译本2016年底推出后,在德语地区掀起了“西游旋风”。译者林小发认为:“译文读者的阅读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原版读者的阅读感。”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现在我们对翻译持更包容的态度,以前讲“信、达、雅”,现在讲“创造性叛逆”和“戴着脚镣跳舞”。一方面翻译要忠实原文,另一方面译本对原著是一种阐释,因为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东西方文化本就不相同,再加上作者和译者所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不同译者教育背景不一样,其翻译目的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不仅研究译作和原作相似之处,还研究其差异。

  此外,还要注意作品的国外传播途径。面对受众不同,翻译策略和目的就会不同。

  长期以来,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中国文学一度患上了“失语症”,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比较边缘。随着这些年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把更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去。

  杜萍,女,无党派人士,1978年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美国佩斯大学访问学者。教学专长:商务英语、英国税法。复合型教学师资,ACCA英国税法全英授课的师资培训师;广东省商务英语特色专业负责人。学术专长:比较文学、翻译学。曾在A&HCI、CSSCI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以及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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